笔迹鉴定：良心远在技术之上

文 | 秦宽

在深圳世贸广场大厦19楼的现代化办公室里隐藏着一种古旧的技艺。从2009年起，笔迹鉴定专家陶树奎带着他27人的精尖团队在此「安营扎寨」。多年来，陶树奎所营造出的侧面是一个拥有精湛技艺的传统「工匠」与现代化科技猛烈对撞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关乎公义和良知。

3月2日下午，身形硬朗、面容慈善的陶树奎又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的角落，伏案摆弄着立在桌前的放大镜。自1978年入行后，他一直在公安侦查部门做笔迹鉴定工作，在前线积累了20几年的经验、参与了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后，2004年，他远离东北老家，带着一身技艺独闯深圳。在一家鉴定所工作两年后，他自立门户，开了鉴定所。

过去30年来，放大镜总和陶树奎形影不离，它伴随陶树奎走入了大大小小有关笔迹真伪的争议案中。直至今天，陶树奎自己也记不清自己换了多少副放大镜，而这项工具仿佛融入了他的职业生命，「变得不可或缺了。」陶树奎说这话时，语气中充满深沉之感。

很难想象，现代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笔迹鉴定专家这一古老的职业还能在飞速运转的世界保留一席之地。但就陶树奎来说，总有因笔迹真伪而被迷案所困的人找上门来，请他出面鉴定，为僵持不前的案件打开一道豁口，还以真相。

去年10月下旬，陶树奎收到了一则来自香港法院的通知。院方告知陶树奎，他此前的一封笔迹鉴定专家意见获得院方采纳，案子最终有了眉目，陶树奎得知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倍感意外，但细细想来，他觉得也是情理之中。

在这宗牵涉双方股权转让的争议案件中，涉案的被告方王雪华转让了股权给原告，但几个月后，王雪华对「股权转让」一事矢口否认。原告拿出有王雪华签名的股权转让书作为证据，但被告则指「股权转让书上那个日期前后，自己都不在香港，不可能签这样的一份文件」。最终，双方僵持不下，案件最终呈交法庭。

案件中最关键的部分，即是股权转让书上被告签名的真伪。被告方的代表律师黄广安方几经周折，赶赴深圳找到了笔迹鉴定专家陶树奎，以出面确定「Instrument of Transfer(转让契约)」上王雪华签名的真伪。最终，在法院的协助下，陶树奎搜集到26份具有公信力的，有王雪华签名的材料与那份充满争议的股权转让书上的签名细心对比，发现这份股权转让书的确是被告所签的。

数个月后的今天，陶树奎回想起自己在这次案件中还前往香港出庭作证，脑海中回放的一幕幕仿如时空错置。

很多年前，陶树奎的老师——中国文检界专家贾玉文，也被另一案的当事人邀至香港作笔迹鉴定，案件过程足够戏剧性，一度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

王德輝遗产争夺案轰动一时

那是2000年，香港女富商龚如心因400亿港元的巨额遗产继承问题与家翁王廷歆引发官司纠纷。龚心如的丈夫王德辉自1990年被绑架后多年生死不明，1997年，王廷歆入禀法院，要求院方判王德辉死亡。最终法院在1999年宣布王德辉在法律意义上死亡。争产官司随即展开。

王廷歆拿出了一份由王德辉1968年就立下的遗嘱，指遗嘱写明自己是400亿遗产的继承人。但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媳妇龚如心则拿出了一份由王德辉在1990年被绑架前立下的遗嘱，这份遗嘱写明继承人是「龚心如」，若遗嘱为真，整个案情将被彻底逆转。面对家翁王廷歆邀请了国际级鉴定专家、从事了三十多年鉴定工作的雷斯涅维奇，龚心如则从内地找来三位泰斗级专家与之抗衡，其中就包括从事文检工作50年，参与了3000多起文检案件并无一例看走眼的贾玉文教授。

贾玉文认定，这份遗嘱的确为王德辉所签，后来他还上庭作证，成为第一位内地文检界出庭香港法庭的专家。其实，贾玉文在庭上的表现让人意外，他情绪冷静，配合上专业的解释，完美地完成了这一次出庭。但结果也同样令人错愕，在这次出庭答辩后，龚如心被判为败诉，贾玉文还被指为「枪手」，协助龚如心造假。在很多人看来，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表明这一战已经超乎案件本身，构成很多人的核心焦虑在于内地文检专家如何能证明自己的专业，并挽回声誉就在此一役。

贾玉文很清楚如果完全败诉意味着什么——龚如心不仅没有400亿遗产，还可能因为伪造遗嘱而被判刑入狱14年，而贾玉文的公信力也会因此一落千丈。

但最终，在香港法官结合贾玉文在业界的专业、庭上的表现作出判断，整个形势再度出现逆转。香港终审法院以5:0的比率裁决龚如心以绝对优势获胜，这场长达八年，耗资两亿港币的案件最终尘埃落定。贾玉文收到龚如心获胜判决的那天迎来了自己70岁的生日，「尽管我为它付出了很多艰辛，也可以说受了一些折磨，但我觉得值。」贾玉文那天如是说。去年10月，也正是陶树奎接到香港法院电话并获知自己意见被采纳的时候，80岁的贾玉文与世长辞。

贾玉文的离去令作为学生的陶树奎揪心，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贾玉文的那句话，让自己时刻保持警惕在这条充满利益和蛊惑的路上行走。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陶树奎和几位同事来到哈尔滨参与侦破一宗银行诈骗案，碰巧贾玉文因需侦破另一起案件，也在哈尔滨，甚至两人还同住一间宾馆。陶树奎记得，当时六十多岁的贾老师身形「清瘦」，他邀请贾玉文一起研究有关银行的诈骗案，案子是有关三位银行员工在帮一位客户办理储蓄卡时，拿走了客户存在卡里的钱，最终引来警方介入。

为了侦破这一案件，研究三位银行员工的数字笔迹就成了找出「谁是真凶」的关键。当晚，贾玉文告诉陶树奎，应该从员工写数字的起笔、转折切入，通过落笔的微小动作能看出这个人的写数习惯，最终得以判定谁拿走了这笔钱。整个过程中，陶树奎被贾玉文的专业和耐性所折服，他始终记得后来贾玉文告诉他的话，「不要受外边影响，咱们搞技术的，清贫就清贫点儿，只要你把技术学好了，就是受益一辈子。」

「现在看来，确实是受益一辈子。」那次会面近30年后，陶树奎越来越能体会这个道理，期间，他也上了很多次贾玉文开授的课程，并决心把所有的重心放在突破技术上。

无纸化办公让笔迹鉴定面对困境

在陶树奎看来，如今搞笔迹鉴定面临一个更难以突破的局面。现代无纸化办公让笔迹鉴定时需要依托大量的有公信力的样本越来越少，「就连银行都实行电子化签名了。」缺少了可信的样本，让笔迹鉴定工作难上加难，此外，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传统技艺的笔迹鉴定也开始备受外界质疑：受主观经验影响的笔迹鉴定技艺真的能精准地辨别笔迹真伪吗？笔迹鉴定人保持独立、公正的专业素养吗？